论沈从文都市创作中的“乡下人”身份

周虹

论沈从文都市创作中的“乡下人”身份

周虹

从沈从文的家庭出身和都市人生体验方面，分析了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意识的形成及自我认同过程。认为正是因为有“乡下人”身份意识，沈从文才能以都市边缘人的身份对都市人生进行深刻的观照与审视，完成一个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反思。

沈从文；乡下人身份意识；现代都市批判；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散发出独特的艺术光彩。他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创作历程、创作数量和题材的选择上，更体现在他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个“乡下人”。“乡下人”的身份意识已经内化为沈从文的一种品格。随着身份意识的觉醒、认同与转化，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使其文学创作在整体上体现出鲜明的独特性。“沈从文的贡献在于，作为对未能与中国都市与内地社会的发展完全同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沈从文塑造的“乡下人”形象，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认识价值。”［1］292笔者认为，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意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最后成为了他的一种内在品格。

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一个“乡下人”的创作，而且在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沈从文强烈的“乡下人”的身份意识。沈从文在他的文字里常常直接指明自己作为“乡下人”的存在：“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不合。一切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为‘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2］“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3］“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苦苦怀恋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被称为乡土作家。”［4］从沈从文以上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乡下人”身份的认同与坚守。但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确立和被意识到的。

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意识，首先来自于他的出身。

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凤凰县，地处湘黔的交界处，是边远、偏僻的山区。20岁之前，沈从文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边远、封闭的湘西世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有了对于世界的一些认识，某些观念基本定型。但在来到城市之前，他并没有这种“乡下人”的身份意识。乡村世界的童年以及兵士时代的生活中，没有异质的生活、思维方式介入，他的价值观念等完全处于自然的状态之中，也就无所谓乡下人与城市人的区分，也不可能促成他“乡下人”身份意识的萌发。“女难”事件发生后，沈从文说：“我有点明白，我这乡下人吃了亏。”［5］从时间上来讲，这是沈从文的头脑中第一次有了“乡下人”的意识。

其次，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意识来自于他的都市人生体验与感受。

中国城市的发育虽然晚于西方，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随着封建经济的逐渐瓦解而逐步拉大。商业功能的发挥，使城市从各方面都领先于乡村世界。当时的北京较之其他城市更具其先进性，这样的都市与乡村世界中边远、封闭的湘黔边境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北京激发了沈从文身上的“乡下人”意识。当沈从文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站在前门广场上时，他自然会感觉到这座城市与自己的乡村世界存在着多么巨大的时空差别。繁华的都市，新奇的事物，促使他把城市与乡村世界进行对比，注意到来自乡村的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而此后种种的不如意（生计的困窘与求学无门等）所酝酿的自卑情绪，也在加深他“乡下人”的身份意识。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里，这种身份意识是一种带有屈辱性、自卑情绪的意识。在湘西时，沈从文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与一般人家比，沈从文家的日子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层的。然而在北京，沈从文的境遇与那时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没有钱，没有工作，还要遭受蔑视，心理优势已经荡然无存。这座城市的各方面都在提醒他的“乡下人”身份，让他时刻都处于“乡下人”自我身份意识之中。都市的巨大生存压力与人情的冷漠，迫使沈从文开始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心灵的安慰。退回自己内心世界的沈从文依靠“乡下人”的毅力来与这座市抗争，与内外交困的生活抗争。在文学创作之初，沈从文就营造起一个精神家园来抵抗生活中的窘境，消解城市给他的压力。他用文字构筑了一个平和、宁静、优美的乡村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沈从文找到了曾经体验过的温暖，在人性美与人情美虚幻中找到了自己的优势。“本来如果沈从文不进入城市他不一定要成为这样一种‘乡下人’的，但一进入城市他就非得成为‘乡下人’不可，否则他就无法应付城市并在城市中立足。这种不无人造意味的‘乡下人’立场也自然地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立场，而这种立场决定着他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1］396尽管后来沈从文用独特的文学创作使城市承认了他，接纳了他，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城市的承认与接纳而模糊自己“乡下人”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已经转化为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不再是退回内心的隐忍，而是内心对于身份优势的自豪。在湘西世界中寻找感情的慰藉、寻找与城市抗拒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他把温情全部投放到了乡村世界，把鄙夷与不屑抛给了城市。沈从文对乡村的赞美与对城市的批判，都是为了增强自己“乡下人”的优势，摆脱初入城市的自卑情绪，从而在优势心理条件下完成了“乡下人”的身份认同。

伴随“乡下人”身份意识认同的完成，沈从文对都市社会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批判。他所批判的对象是都市的上流社会，其中包括贵族家庭、旧家子弟，大学里的教授、学生，还有在官场上苦苦挣扎一心向上爬的职员。沈从文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都市人性的堕落、庸俗与不堪，他时时用一个“乡下人”的标准来衡量着城市的一切。

对都市上流社会，沈从文可以说是彻底的毫不留情的予以暴露批判。《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有学问的人》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沈从文刻画都市文明人沉沦的精彩画卷。他在《〈八骏图〉题记》中说：“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这个集子的编印，说明我这一年来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的原有工作，也没有完全消失那种力量。”［6］显然，与这种“力量”截然相反的是都市文明下的“寺宦”观念。确实，沈从文是在将全体绅士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高等人”作为他讽刺的对象来加以叙述的，他批判的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如在小说《有学问的人》《绅士的太太》和《八骏图》中，知识、教养、性都是异化的了，尤其是情爱冲动成了欲望的代名词。《有学问的人》中，大教授天福先生，在夜间上灯时分，趁着太太不在家，与太太女友挑逗暖昧的狠琐过程，显现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和丑陋。《八骏图》是沈从文都市批判的代表作，小说中的八位教授“人人皆赫赫大名”，然而在他们身上却表现出人性的失落。他们或大谈泛爱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宣扬独身主义，或满腹社会道德。这些表面上的正人君子，用各不相同的伪装掩饰着自己的心理，压抑着意识中对情欲的冲动与渴望。他们压抑着自己，也压抑着整个社会对情爱的心理。达士所谓的他们的心灵不健全，说的就是他们言与行的不一致，实际上是他们的情欲因身份地位被压抑的病态反应，这与《柏子》中水手与妓女之间率性的、泼辣的性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现实生活中的都市，“文明人”的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实现，性变态、性猥琐也就成其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一切在沈从文眼里，都是“文明惹的祸”。

透过沈从文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总体来说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或“病态”，主要限制在精神层面。他的批判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批判城市道德和伦理，批判现代商业化社会以及金钱关系对人精神的腐蚀。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都市人”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对象上，他批判的主要是都市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而不是生活在都市的所有人。沈从文认为，城市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与城市的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与城市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对城市知识分子病态的批判，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沈从文的目的并不是抨击和否定知识分子整个阶层。他所批判的，是带着“白相”的心态来对待文学，利用所谓“文学家”的身份和青年人对于“文学家”的崇拜来谋取利益的“文人”，以及那些凭借知识获得高位却又只关心自身利益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沈从文的讽刺与批判，其实正源自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极度重视。“现代文化的体系是以确立知识分子的文化主体地位为前提的”［7］，中国的国情也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说充当了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旗手。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沈从文显然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沈从文虽一再自称“乡下人”，但他这个“乡下人”又毕竟是为了寻找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而离开了乡土。“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从文自传》）“由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些问题，涉及新的社会理想和做人态度，给了我极大刺激和鼓舞。”（《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可见，“智慧”或者说是“知识”，在沈从文看来是能够改变现实的重要力量。尽管知识分子作为都市文明的体现者，在小说文本中遭到了作者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但作者本身却正是用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在观照这一切。虽然沈从文以城市人的怯弱、虚伪返照乡下人的正直与热情，但他面对“理性世界还处于蒙昧状况”的“柏子”、“萧萧”和“贵生”们，同样发出了沉重的叹息。他对于“现时”的失望以及对于都市文明的否定，体现出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批判性。“批判性体现着现代性思想活动超越性的和激进的特征，它蕴含着知识精英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愿望。现代性思想总是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始终对现实不满，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化。”［8］换句话说，这种批判性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综上所述，沈从文都市文学创作中的“乡下人”这一独特的身份，使得他对都市的审视是以一种边缘或疏离的姿态来进行的。正是这一独特的身份，使得沈从文身居其间而又能跳出来看到知识分子的弱点所在，看到都市的人性堕落所在，从而能够对中国的现实进行反思。当然这种边缘化的书写并非是一种渴望向主流或意识形态中心靠拢而有意作出的姿态，而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张扬自我意识、寻求独立言说、执著追求理想性的顽强诉求。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5：292.

[2]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50.

[3]沈从文文集：第11卷[G].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3.

[4]沈从文文集：第9卷[G].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66.

[5]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6.

[6]沈从文文集：第6卷[G].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66-167.

[7]周仁政.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

[8]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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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

A

1673-1999（2010）23-0122-03

周虹（1978-），女，湖南芷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1）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0-09-17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23期